40多年前，我从前门搬到洋桥，那里明显属于城乡接合部的郊区。这完全是我的主意。我去北大荒插队后，街道积极分子中的一位抢占了我家老屋，把我父母挤进了逼仄的小屋。父亲病故后，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，住进小屋，忍受不了窗前全院用的水龙头整天水声哗哗不断。正好洋桥有一位复员转业的铁道兵，他想让孩子到城里上个好学校，看中了我家边上的第三中心小学，便和我各取所需换了房子。
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的选择，离开了我的伤心之地，应该也是母亲的伤心之地。便在暑假母亲去姐姐家小住的时候，麻利儿地搬了家，以为会给母亲一个惊喜。殊不知母亲并不情愿，只是没有表达。前门住了几十年的老街、老院、老屋，纵使有占领老屋的小人，毕竟还有好多善良的老街坊。一种故土难离的感情，在母亲心头升起。
搬到洋桥的第二年，赶上唐山地震。母亲惊醒，喊起我来。幸好小屋无恙，只是屋檐下的蜂窝煤被震倒一片。震后，洋桥这一片地铁宿舍的人全都住进空场上搭建的简陋地震棚。
地震之后没几天，我的一位小学同学，阔别多年之后，向前门街坊问清我洋桥新址后找到这里。她是我童年的好友，“文革”时去了东北，后在哈尔滨读了大学物理专业，毕业后在哈尔滨工作，这一年到上海出差，途经北京。赶巧那天晚上，我们那一排房子突然停电，很多人都从屋里出来。同学自告奋勇地对我说：“有梯子吗？我上去看看。”我找来梯子，跟在她身后爬到房顶。电线就晃晃悠悠地横在上面，不知她怎么三鼓捣两鼓捣，电路接通了，电灯亮了，房下面一片叫好声。
老友走后，母亲对我叹口气说，要是还住老院，用得着人家这样好找？还让人家登高上房给你修电线？我没有想到，除了念旧，还有孤独，已经如蛇一样悄悄爬上母亲的心头，吞噬着母亲的心。毕竟，这里没有一个母亲认识的人，特别是白天大家上班后，更显得寂寥。
一天夜里，母亲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吓了我一跳。她悄悄对我耳语，生怕别人听见：“有人要害你！你可要注意，要是把你害了，我可怎么办？”我以为她可能是做了噩梦，只是安慰她：“没有人要害我，干吗要害我？您放心吧！”
一直到1977年初的一天，我正带着学生在一所工厂学工劳动，学校的一位领导急匆匆地找到我，对我说，你家里有点儿事，让你赶快回家！回到家一看，屋子里围着好多人，还有一位警察。才知道，那天母亲从家里出走，走到北边不远的凉水河前，想投河自尽。她觉得我已经被害，自己无法再活了。母亲半个身子浸在河水里，被人救了上来。
母亲的棉裤已经湿透，好心的街坊帮母亲脱下棉裤，看着母亲枯瘦的光腿伸进被子里，我的心一阵绞痛，才意识到母亲病了，病得不轻了。
我带母亲到安定医院，医生告诉我，母亲患的是幻听式精神分裂。那一刻，我很后悔这次搬家。我只想到自己，没有设身处地地想想年老孤独的母亲。
洋桥，虽然住了不到八年的时光，对于我意义却非同寻常。它让我认识到了习惯性的世界的结束，也认识到了非习惯性的世界的开始。对于我，习惯性的世界，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，习以为常；非习惯性的世界，则是他人的世界，或者说是客观的世界。从自我的世界跳出来认识真正客观的世界，尽管有些残酷，却是我告别青春期的重要节点。
一年多之后，1978年，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。我报到之后，找到被分配的宿舍，那一晚，怎么也睡不着，我跳下床，骑上自行车，往洋桥赶。我赶到家时，却推不开门，呼喊着母亲，母亲打开门，我才看见门后顶着粗粗的一根木棒。我的心悬到嗓子眼儿，眼泪一下子滚落出来。
我和母亲商量，先送她到姐姐家住，母亲同意了。四年的时光，母亲以她的牺牲帮助我大学毕业，更帮助我认识了从未认识的非习惯性的世界，也认识了母亲的世界。
